2026年8月31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就《单克隆抗体动物试验减少或替代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文件提出，在单克隆抗体非临床安全性评价中，可综合有限动物试验、非动物试验、临床应用以及同类药物信息开展证据权重评价，并将细胞、类器官/器官芯片、组学和计算模型等纳入非动物试验方法。

对类器官行业而言，这次变化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动物实验要被替代了”，而是类器官等人源体外模型开始更明确地进入药物安全评价的证据体系。

征求意见稿的核心思路之一是证据权重评价（Weight of Evidence，WoE）。是否减少或替代某项动物试验，需要结合靶点表达和生物学作用、药物作用机制及脱靶风险、已有动物毒理和药代数据、非动物试验结果、临床不良反应以及同类药物资料综合判断。

这意味着，非临床安全评价的数据来源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只要体外模型能够围绕明确的安全性问题提供可靠、可重复的数据，就可以作为风险判断的一部分。对于类器官而言，其价值也将从“更接近人体的科研模型”，进一步延伸到针对具体毒性终点提供人源证据。

单克隆抗体的安全性风险往往与靶点表达、组织分布和免疫作用密切相关。人源类器官、微生理系统（器官芯片），可以输出更贴近人体生物学的机制证据，可广泛用于单抗：

靶点相关器官特异性毒性评价（肝、肾、心脏、肠道人源模型） 

免疫介导毒性、细胞因子释放风险（免疫细胞‑类器官共培养体系） 

多器官之间相互作用、药物系统暴露风险（多器官芯片） 

联合用药毒性风险评估

同时可以把功能终点、病理表型、生物标志物、组学数据，与计算毒理、QSP 模型联动，搭建完整多维证据链。

过去类器官主要用于疾病机制研究、药物筛选和药效评价。随着非动物方法逐渐进入监管评价框架，类器官未来面对的要求也会发生变化：模型不仅要“建得出来”，还要能够稳定回答具体研发问题。

这也会进一步推动类器官平台的标准化。用于安全评价的模型，需要更加关注细胞来源、培养条件、模型鉴定、批次一致性、检测终点、阳性和阴性对照以及实验重复性。只有模型稳定、终点明确，并能够与已知毒性或临床风险形成对应关系，数据才更有可能真正参与药物风险判断。

因此，未来类器官平台竞争的重点，可能不会停留在“拥有多少种类器官模型”，而会逐步转向模型是否稳定、评价体系是否完善，以及数据是否具有清晰的生物学解释。

这份文件仍然强调“科学减替”。目前适用范围主要集中在毒性风险相对较低、影响因素相对单一的传统型单克隆抗体，并不覆盖所有复杂抗体产品。

对于机理不明的毒性、人体难以监测的严重风险、靶点在多个器官广泛表达，或者全新靶点导致风险难以预测的情况，动物研究仍然具有重要作用。只有当缺少相关动物种属，同时已有非动物数据能够充分评价风险时，部分一般毒理学动物试验才可能考虑替代。

因此，监管关注的重点并不是有没有使用类器官，而是所采用的模型是否适合具体药物和毒性终点，以及获得的数据能否真正降低安全性评价中的不确定性。

从整体趋势来看，未来药物安全评价的数据结构会更加多元，动物试验、人源体外模型、组学、计算模型和临床信息将逐步形成相互补充的证据体系。

对于类器官行业而言，这次政策带来的机会并不是简单增加一个“替代动物”的应用标签，而是“推动类器官从科研模型进一步走向标准化的药物评价工具。”

下一步真正需要解决的，是针对具体器官和毒性终点建立稳定模型、明确评价指标，并持续积累能够与动物和临床结果相互验证的数据。

本文基于 CDE 公开征求意见稿及起草说明整理，仅为行业政策解读，不构成申报指导；正式指导原则以 CDE 最终发布版本为准。